学表达

2024年11月7日，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大会主题为“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图为外籍嘉宾在了解中国出版的古典学著作。视觉中国 图

古典学的学科定义与研究方法仍是一个聚讼不休的问题。在本次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上，希腊雅典科学院文学与艺术部院士马诺利斯·科瑞斯 （Manolis Korres）基于自身丰富的古建筑、地理与考古学研究与工程经验，为参会者提供了独特的思考与启发。

根据西方世界传统的定义，古典学属于人文学科中的一门，尤其是古典语文学，被视为对希腊语和拉丁语及其相应文献和著作的研究，并由此延伸至文明的层面，希冀于理解乃至效仿典范性的希腊与罗马文明。科瑞斯指出，我们试图阐释古典文献，就必须对相关物质文化有一定的研究，欲理解某一文化的物质遗存，则必先钻研相关的古代文本。近百载以来，古典学广泛地深入到诸多科学领域分支中：碑铭学、纸草学、语言学、艺术史、考古学，不胜列举。

在古代，处于世界另一端的中国，孔子及其他的中国古代哲人的活动付诸记述，形成鸿篇巨著。于是，历史编纂学诞生了，文学评注的传统也逐渐形成，它们与大量令人印象深刻的墓志和纪铭一道，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和哲学的研究关注对象。这些研究对于理解中国文化至关重要。人们渴望着更深入地研究中国文化，进而对现存全部的物质证据进行系统的考察，考古学和艺术史便这样应运而生。

事实上，大多数古代文明未能留下文字记载，因此我们仅能凭借考古学对其加以认识，即对古代人类活动的物质遗存进行科学研究与阐释。迄今为止，历史的经验表明，考古学不仅可以研究未创制文字的文明，而且可以研究那些文字未能留存于世，甚或根本就未创制文字的文明。当然，考古证据通常是残缺不全的，因而其阐释也会所不足。然而，即使更多的古代文物保存得更为完好，若缺乏相应的文字记载，其阐释仍然不足凭信。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曾预言，在他所处时代的几个世纪之后，仅凭斯巴达的废墟，不足以映证这座城市的雄伟和强大，而雅典的废墟却必然可以彰显出这座城市的伟大。

科瑞斯提醒我们，借助于文字记载，我们必须深入至古典学研究的核心，并以此为线索，追溯各种智识创新的历史发展脉络。古希腊的智识创新包括伦理学领域，同时也涵盖了诸多科学领域。

苏格拉底像孔子一样，特别强调人应培育完美品格。然而，除此之外，他同样坚守对真理的探求，即基于严谨的逻辑和观察来认识世界，即使这会对传统发起挑战；同时，苏格拉底还宣称真理的不确定性。他认为自己追求的并非一个最终确定的答案，而是对问题的正确阐释。因此，他将自己比作真理的助产士，帮助孕妇在对话的过程分娩出真理——正如婴儿在出生前便已存在，真理也必然在追求真理的人发现它之前便早已存在。

几十年后，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效仿自己的老师，探求道德养成以及人的社会和政治行为等问题的解决之道；然而，他同样追随着孔子，基于伦理和经验，确信地得出一些法则。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还赋予了如今科学所具备的严谨性。在他去世后不久，古希腊几何学家欧几里得基于证明的方法，同样将科学严谨性注入了数学学科之中。

千载悠悠，当文艺复兴的曙光出现在意大利，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促进了古代伦理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复兴，而法国启蒙运动的兴起则为其发展注入强劲的动力，技术进步孕育的果实也诞生在工业革命的隆隆蒸汽之中。这种技术发展起源于英国、法国和德国，并很快传播到北美、东欧和东亚。从孔子生活的时代到现在，人口增长了100倍，能源消耗增加了数百万倍。现代科学早已超越了古代科学，财富也远超古代国家。

因此，正常而言，我们理应感到非常幸福。然而，科瑞斯指出，我们却目前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环境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诸多道德问题和社会问题，这一切均是可憎的物质主义所造成的恶果。物质主义是这么多问题的根源，只需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应当让与物质主义仍不猖獗的古早时期进行横向比较，并向它们寻求可靠的解决办法。

事实上，那些几乎已被遗忘的思维方式和教育方法的复兴，可能就是我们正在苦苦寻找的解药，这种解药不仅可以应对道德沦丧，也能够解决当前学校和大学教育中的一些问题。就道德层面而言，孔子的学说以及古希腊哲人的思想对提升道德修养无疑大有裨益。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通过在教育体系中融入古代教育的有益元素来实现这种提升。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孔子关于提升精神境界的学说中，音乐、书法、阅读和算术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无独有偶，古希腊人也同样认为这些技能，以及几何学知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将音乐课设为必修课，也将向所有人传达这样一个信息：教育不仅仅能促进职业发展，且能带来良好经济回报，它还应为了艺术让别的学科做出一些牺牲，而这种艺术不应含有任何投机性质和物质主义。同样地，在职业技术类院校的课程中增加文学课程的数量也会起到同样的作用。换而言之，古典学科应该在学校和大学教育课程规划中占据更多的篇幅。

然而，现如今的道德问题不仅仅是由于我们对于人文学科的忽视造成的；我们还应该认真考虑建立一种机制，帮助年轻人在工厂和农场中劳动一段时间，以便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劳动人民，培养他们对于别人的尊重，这种尊重无关于教育和财富。这种劳动还可以使他们获得关于物质特性和处理方式的更实用的知识，极大地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相关的科学问题。

科瑞斯院士的发言体现了一位考古学家的博学精深，更彰显了一位思想大师的人文关怀，对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的洞察与剖析。任何思想与学术总是在张力之中蓬勃生长，正如中国经史传统研究中的考据与义理之争，文本阐释与物质分析同样构成了如今古典研究的两极天地。然而，古典学作为一种对古典文明的整体性考察，必以人类思想的浩瀚宇宙为探求目标，而当代学术体系将破碎与纷争的“科学”奉为圭臬，无疑是对古典精神的一种背离。在“危机四伏”的现代世界中，我们如同漂流二十载的奥德修斯，亟需着一趟思想归乡的“奥德赛”——这正是如今中国古典学建设发展的方向，也必然是当下人类所需的古典学发展方向。